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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是我的第十场年终秀，我想了很久要怎么开场，最后还是用这句话——大家好，我是吴晓波，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的年终秀，你们能来我很开心。
今年3月我去广东的时候见了个创业者，他叫赵德力，我称他是个“亡命之徒”。
他是湖南常德人，20多岁到东莞打工，做过工人，当过保安，攒钱开过小饭馆，后来在淘宝卖无人机，赚了1000多万元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。
也就是在这时候，他迷上了航模，产生了一个极其疯狂的想法——造低空载人飞机。
2013年，他创办汇天。事实上，梦想的第一张面孔往往是噩梦，开局越壮烈，结局越惨烈。
三年后他烧光了所有的积蓄，最后，把房子也搭进去，创业初期的26人最后也只剩下一个死心眼的工程师。
飞行器一次次地起飞，又一次次地摔落，他两年没有朋友，手机响了，都是催债的。
2018年，飞行器研制初成，真人试飞唯一的候选人便是赵德力。试飞高度有四层楼高，防护装备只有一只摩托头盔和四个护膝。
试飞前，赵德力先回了一趟常德老家，陪妈妈欢欢喜喜地过了一个生日，然后毅然驾车上天。
赵德力总共摔下来过三次，老天不收他，要么是嫌弃他各色，要么是想让他继续自己的梦想。
今年11月，赵德力在珠海航展推出陆空一体式飞行汽车，惊艳全场，终于，这个“亡命之徒”站在了行业的最前沿。
今天你有一千个理由拒绝和嘲笑创业，但“创业是一种病，唯有甘于平庸可以治愈”，在创业者的世界里，是英雄莫问出处，有梦想莫问时代。
他和我说过一句话，也是今年以来我最喜欢的一句：“你要努力，努力到无能为力，再使一把力。”
其实在2024年，有很多人像赵德力这样努力到无能为力，却并没有像他一般的好运气，他们并没有“飞上天”，并没看到第二天的曙光。
今年七月，频道后台收到一条留言，是一位叫“Harry刚刚”的同学发来的。他是我们多年的付费会员，他留言说，“今天居然到了为没钱续费而纠结的地步，深感惭愧。扛到最后一滴血，或许是创业者的宿命。我们小团队也不知道下一张客户订单何时再来。”
又过了几天，凌晨两点，我在朋友圈收到另一位创业者的留言。他叫“谭大侠”。三年多前，我去过他的企业，做的是文创用品衍生品。那时候谭大侠刚刚融到资，意气风发。而如今，他留言说，“我们有一个投资人股东为了退出，把所有被投企业都告了，包括我。最近很焦虑。我只能直面天命。晚安，中国创业者。”
2024年，我们过得并不是特别容易。今天是12月30日，我们即将跨入新的一年。
第一，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周期的起点。2024年对中国的所有企业经营者来说，其实是“两个2024年”：一二三季度是一个2024年，四季度起是另一个2024年。
特别是在9月24日之后，我国的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、长期资金市场、房地产市场等都发生了诸多变化。这些政策今天还处在发酵期，它们将深刻影响2025年以及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的发展。
第二是新的地理政治学周期的起点。再过21天，特朗普将第二次担任美国总统。美国将如何“特朗普化”？特朗普将对全球经济，包括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突变性影响？这样一些问题到今天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第三，今天也是一个新的技术变革周期的起点。从Open AI推出ChatGPT起，AI在软硬件上的技术进步是以“周”的速度在迭代和推进的。
三个周期叠加，使得我们在面对未来时产生慢慢的变多的不确定性，这也是今天这场年终秀所面临的时代背景。
2024年，企业界讨论最多的两个词，一个是“信心”，还有一个是“陌生感”。信心很重要，它看不见、摸不着，但无所不在。有信心，我们就会去投资、去消费，假如没有信心，我们就会躺平、彷徨、保守。
有一位企业家在和我交流时说了一段话，他说，“吴老师，我今年40多岁，已经办了20年企业，体力还很好，账上也有钱，我有技术、有产品，市场虽然很卷，但这场仗还能打。但今天我站在这里，我将面对什么？
如果你对我说，前面是一条河，我就架一座桥；如果你说前面是一条沟，那我搭一块板；如果你说前面是一条跑道，我就换一双跑鞋继续往前冲；哪怕你说前面是万丈深渊也行，我来决定是躺下还是往后撤。但是，今天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，所以我就站在这里，不知道该怎么走。”
心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“解离”，它指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与真实的生活发生断裂，在真实的生活中出现不真实感，就是“你亲历了一切，却如同一个旁观者”。你会感到一种荒唐感，一种旁观感。
但如果从积极的方面来看，陌生感也是一扇窗，透过它，我们大家可以看见时间的无穷。陌生感让我们每个人有机会走出舒适区，去迎接那些前所未见的挑战。
所以此时，我们想起了尼采的那句话——“我们要学习在自己的身上，克服这个时代。”
克服陌生感是重建信心的第一个前提，也是这场年终秀的上半场要和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的主题：克服陌生感的方法论。
2020年的年终秀，我给大家展示了一张图片，它呈现了中美在1820年到2020年这200年间，在全球经济的占比变化。在图中你能够正常的看到中国的这条惊人曲线年，在农耕文明时期最后的节点，中国在全球GDP的占比达到33%，是当时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。随后，这一个数字迅速下滑，最低时，我们这个人口大国对全球经济总量的贡献度居然不到2%。但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，我们实现了强大的崛起。
今天，我们重新回顾这张图片，国运就藏在这条曲线里。在未来十多年中，中美两国的曲线是会在某一年产生交集，还是会出现近乎平行的走势，抑或是两者之间的差距会慢慢的大？
对这三种可能性的不同预见、判断和理解，代表着我们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，对自己的事业、生命，对这一个国家很多决策的判断。这就是国运。
再来看美国。1978年，美国的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，去年它的人均GDP是8.17万美元，增长了近8倍。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，40多年前是27%，现在是26%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。
所以过去几十年，中国“蛋糕”的增长，真的不是从美国人手里抢来的，而是经过了一次全球化意义上的再次分配。甚至美国的经济总量能够保持在今天这样的水平，也是因中国制造、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它形成了一种“双赢”关系。
我们要相信国运，我们要像信仰宗教一样地相信国运。国运绵延，它并不是坐在那儿就会发生的事，它要求我们坚持干这两件事——对内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；对外，我们要拥抱全球化带来的时代红利。
我们今天处在康波周期的第三个阶段。我的一本《激荡三十年》描写的是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史，这30年是康波周期的第一阶段，其间中国年均GDP增速达到9.8%。
2008年，我的另一本书《激荡十年，水大鱼大》，它描写的是2008年到2018年的中国经济史，这是康波周期的第二阶段。这十年间，中国年均GDP增速达到9.3%。
当一个国家每年的GDP增速达到8%、9%甚至10%，做企业，一家公司的上涨的速度如果达不到15%、20%，好像都对不起这个时代。所以我们都是“快速地增长下的蛋”，都是康波周期一和康波周期二的“幸运儿”。
2018年起，中国经济进入到了康波周期的第三个阶段。此阶段有四个特点：第一，产业加速整合；第二，消费K型呈现；第三，科技寻求突破；第四，宏观中低速度。
席勒回答了一句话，他说，“你们这代中国人，从来就没见识过什么叫低速增长。”
其实，康波周期三，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个必经阶段。一个国家不可能每年都保持8%、9%的增长。
但是，中低速增长的时代，并不能等同于是一个低欲望社会，更不能等同于中国企业的停滞和无所作为。巴菲特每年会给股东写一封信。2016年是美国建国240周年，巴菲特在那年的致股东信中说了一句线年来，押注美国会衰败的人，一直在犯可怕的错误，现在依然如此。美国孩子们的生活，将远比他们的父辈要好。”
此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仍就相信国运常在，但同时我们也知道，这一个国家的经济已确定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。
我们企业家其实都在“种地”，偶尔抬头看看天，天天都雷电交加，心里就不定了。大家每天讨论的事儿，都是和企业无关的事，都是和产业无关的事，都是和管理无关的事，都是和技术无关的事，都是漫无边际的宏大叙事下的种种危机，企业家还办得好企业吗？
所以在今天，有一个“解药”给到所有的企业家朋友——“从明天开始，忘记GDP”。管它是3%、5%还是8%，我们的企业该发展就要发展。
去年，比音勒芬的营收是35.3亿元，他要花十年时间把中间的小数点抹掉。我说：“你对中国经济那么有信心吗？”他说了一句话：“经济好，我要奋斗十年添个零；经济不好，我也要奋斗十年添个零。”
所以克服陌生感的第一个办法，就是相信国运，了解周期，下定决定过好每一天！
然而今年，她仍然坐在第二排。但是过去三年中，坐在第一排的人每天都在换。她说，我想明白了，以后只要能够一直坐在第二排，就证明我很厉害。
今天在中国商业世界的我们，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要当网红，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要冲在第一线岁的人扮嫩。你只要能够坐在第二排，就表明你的专业能力还在，你没有下牌桌。
在餐饮行业中有两个“张勇”，一个办海底捞，一个办新荣记，海底捞的张勇出生于1971年，1994年创业。新荣记的张勇出生于1968年，创业年份同样是1994年。
在30年的创业生涯中，海底捞开了1343家店，公司在香港上市，市值948亿港元。新荣记开店18家，其中9家是米其林，成为全中国获得米其林最多的中国餐饮公司。
什么是“记者”？记者就是由外而内地去探寻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的真相，然后即时、真实地把它告诉给公众。如果这个工作还在，这个专业还在，那个“记者”就还在。
我从1996年开始写第一本书，在过去的28年里，我写了24本书，所以我和赵德力一样，也是一个“亡命之徒”。我用最原始、最笨重的方式，记录中国企业的历史。
我一直是你们最忠实的记录者，我会一直记录你们的光荣、你们的快乐、你们的愤怒、你们的委屈、你们的困顿，我会一直是一个“记者”，因为这是我的工作。
我的母亲是绍兴人，今年我回了一趟母亲的老家，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宋老哥，他是村里的拖拉机手，20多岁时风华正茂，30年来“人机俱老”。
这一次我见到他时，他说：“晓波，我今年买了一台农机自驾仪。就是在那台老旧的拖拉机上面，架了一台自驾仪，3000多块，可以用手机操作，我耕一块农地，把地划好，以半自动的方式，拖拉机继续往前开，可以翻地，可以播种，睡着都没关系。然后我买了一台农业的无人机，4万块钱，可以挂70公斤的农药，飞一次电费5块钱。”
今天中国像宋老哥这样的拖拉机手大约有2100万名，大半超过50岁。如今，他们能像宋老哥一样“开了30年的拖拉机，终于追上时代了”。
我想，2024年在诸多传统行业中，各个年龄层都有“飞书效率先锋”，把业务一线变成数字化最前线，让自己的工作焕然一新。每一种新的工具的背后，更像是一套新的方法论。
我们常常听到两个词，一个是“后发优势”，一个是“后发劣势”。“后发优势”指的是，中国是后发展中国家，能够在全世界内迅速找到领跑的对标企业，他们怎么跑，我们就怎么跑，他们踩过的坑，我们绕过去，然后通过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实现弯道超车。
“后发劣势”指的是天天盯着前面的对标企业，但没有试错的能力和原创的能力，当你有一天跑到第一名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该怎样领跑。
20年前，经济学家林毅夫和杨小凯有过“改革开放到今天是后发优势多一点，还是后发劣势多一点”的争论，至今没有定论。实际上，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是一枚硬币的两面，一定会同时存在。
在迈克尔·波特的著作《竞争战略》中，我们得知海尔的六次战略升级，能对应到书中的四个章节——名牌战略、多元化战略、国际化战略、全球化战略，但书里并没有网络化战略和生态品牌战略的描述。
因为《竞争战略》出版的时间是1980年，那时既无互联网，亦无生态。可见中国企业已经跑出这本全世界最著名的战略教科书了，这是中国企业的光荣和挑战。
所以在过去几年里，我们正真看到海尔进行了“人单合一”的商业模式创新，进行了高端品牌、场景品牌、生态品牌的三级品牌战略创新。
海尔创造了全球首个场景品牌三翼鸟，拥有位列全国“双跨”工业联网平台榜首的卡奥斯。海尔还收购了许多来自美国、日本、意大利的国际大品牌——它们曾是海尔的学习标杆。
如今，海尔在全球有35个工业园区，53%的营收来自海外；全球员工达12万，外籍员工3.9万；全世界有172家灯塔工厂，74家在中国，海尔占了10家，是全世界拥有灯塔工厂最多的中国企业。
第二，将高尔夫类目独立出来，打造新品牌“比音勒芬高尔夫”。它还和哈佛大学合作，推出了一系列英伦风服装。
第三，比音勒芬收购了两个百年品牌，分别是创立于1926年的英国品牌KENT&CURWEN和 创立于1881年的法国品牌CERRUTI 1881，进入到重奢领域。
你没有办法用既定的战略，用原来的方式，找到一个对标物去“奋斗10年添个零”，你必须突破极限，站在陌生的战场上去“奋斗10年添个零”。
今年九月，KENT&CURWEN重新再回到英国伦敦时装周，上一次它参加伦敦时装周是2019年。当它重回之际，除了新的模特和新的服装，那些台下的时尚人士或许并不知道，背后的主人已是一家名叫比音勒芬的中国企业了。
但在过去几年，安踏却走出了自己的道路。在安踏品牌发展的同时，它还接连收购了斐乐等国际大品牌与亚玛芬体育。通过单聚焦、多品牌、全球化的战略，安踏成为过去20年中国最成功的运动鞋服品牌。
有一次我在厦门讲课，现任安踏品牌CEO徐阳带我去集美区看安踏的一个新的零售实验。
他先让我做了道数学题：有两家公司，A公司年收入400亿元，年均增长9%。B公司年收入700亿元，年均增长7%。请问A公司超过B公司要多少年？答案是31年。
它给自己设定了两个目标：在超级安踏中销售的所有服饰鞋履和运动装备，要比一般门店的价格低30%，营收却要多300%。
一个中国最成功的运动服饰品牌，在发展最好的时候，拿了把刀开始自我革命。超级安踏的店效是普通门店的3倍，这背后是两个降低一个提升——优化供应链降低产品成本，直营零售降低租金成本，提升产品性价比。
我在超级安踏看到一面墙，墙上有几百双运动鞋，光是跑鞋就有二十多款。还有举重鞋、瑜伽鞋、拳击鞋，品类齐全。即便在冬天，在这里也能买到泳衣，因为有人有冬泳的需求。徐阳和我说：“这一个地区要变成‘目的地’的零售场。”
安踏还是中国奥委会的赞助商，累计为28支中国国家队打造奥运装备，所以有很强的专业科技能力。在超级安踏，我看到了很多和国家队合作的奥运同款产品。
可能我们的前面真的没有领跑者了，这样一个时间段，我们一定要放弃对标，勇于创新，下定决心过好每一天。
我今年参加过的最燃的一场演讲活动，叫1688超级工厂大赛。我今天是“1688超级工厂”的推广大使。我已经是个当“大使”的人了。1688平台是全中国领先B2B电子商务平台。今天全中国做工厂的企业，大大小小的工厂企业有600万家，在1688平台上注册的实体企业有60万家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中国10家工厂中，有1家，是1688的注册用户。
60万家企业中，又有1万多家叫做“1688超级工厂”，他们都是一些规上企业，是产业带里的先进工厂，有大牌客户的服务能力，有电商能力。
1688通过数据平台为他们赋能，由此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模式，叫做F2C厂牌。今天讲厂牌，就是工厂产出以后，直接卖给消费者，中间只有一个流动环节，就是1688。
拿到有关数据之后，我非常的震撼。今天管理中国一万多家“1688超级工厂”的人中，60后占9%，70后占18%，80后占42%，90后占29%，00后还占到2%。80后、90后、00后总共占到73%。这是今天正在管理中国“超级工厂”的基本盘。今天有两千多名1688超级工厂的主理人，80后、90后、00后来到了现场。你们在哪里？我但愿你们大声的喊一声，让全中国听到你们的声音。
这个声音的背后，就是中国制造业的声音，就是中国国运的声音。只要这个声音还在，中国制造业就垮不了。只要中国制造业垮不了，中国经济就垮不了。
项国伟今天应该来到了现场。1995年的小伙子，温州苍南人。我在1991年去过这一个地区，是中国最早做包装，做雕牌的，金乡、龙岗都是做雕牌的。
他给我讲了个故事。他前年接班。当时镇上所有的生产越来越卷，卷价格、卷款式。他就跟他爸妈说，能不能花1000万左右，去引进一条智能化的软包装印刷生产线。但是爸妈不同意。
他就是一吵二闹三出走。他跟爸妈说：我结婚时，你们总得花钱，这笔钱也得大几百万，把这笔结婚的钱给我，我去引进生产线，假如亏钱，我结婚时你们不用出钱了。
说服爸妈后，项国伟引进了镇上第一条智能化软包装印刷生产线元。过去，交货要10天，现在，要3天。工厂的业绩，在1688超级工厂的平台上增长了300倍。
我也是个当父亲的人。这样的抗争和理解其实是两代人的双修。是一个互相在对抗中不断理解，一同成长的过程。两代人在这样的磨合过程中，它一定不会非常地愉快，一定会非常的痛苦，会一哭二闹三出走。
但是只有通过这样的磨合，在这样的磨合过程中，你杀死了过去的自己。中国的企业传承，中国制造业的传承，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完成的。所以我们要相信年轻，接受反叛，下定决心过好每一天。
在座各位的血管里，流的就是鸡血本身。他们在寻找自我的同时，更需要的是，克服全社会对他们的陌生感。
2019年的时候，有过“56789”的说法：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创造了50%的税收、60%的GDP贡献、70%的技术创新成果、80%的就业、90%的公司数。今天是2024年12月30日，中国非公有制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变成了“66999”——60%的税收、60%的GDP贡献、90.9%的技术创新成果、90%就业、96.4%企业数量。
从“56789”到“66999”，非公有制企业不再是“草根”，而是中国经济的“树根”，是中国经济的“黄金成色”：
企业家最早做企业的时候，大多没有改造社会的理想，而是满足“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”中最底层的“生理需求”，无非是渴望赚钱、养家糊口。
然后来到“安全需求”，他们对财富充满欲望，努力成为镇上的首富甚至进入胡润百富榜。
接着是“社会需求”，他们爱上这份职业，希望在行业里打拼几十年，能够突破行业的天花板，受人尊敬。
再接着，他们产生了社会责任感，养了几十人、几百人、几万个人，就要为背后几十万、几百万个家庭负责任，也要为行业创新和传承负责。最后，他们的自我意识觉醒，开始追求人生价值。
今天中国有很多民营企业家，已经满足了社会需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。所以相对于所有的赚钱机会和政策红利，中国企业家更需要的是——“尊重”。
这句话写的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心声。咱们不可以与草木同腐，我们就是要做一分是一分，做一寸是一寸，这就是初版的“下定决心过好每一天”，这就是企业家的务实精神。
有的时候，这样一个世界被粗鄙包围，小丑的笑声荡漾在每个角落，但不妨碍我们仍就拥有独立思想的勇气；
有的时候，这样一个世界的戾气会令人窒息和绝望，但不妨碍我们仍就向往明天的阳光；
有的时候，这样一个世界只会给有力者以掌声，但不妨碍我们仍就坚信道德的信仰和民间的力量；
有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无力感，无论你怎么努力，都可能一无所获，但不妨碍我们仍就日进一寸，功不唐捐；
我有个朋友今年去东南亚考察时拍了很多照片。其中有一张在越南胡志明市拍的街景图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在这张图片中，我看到了小米、vivo、名创优品、三星、蜜雪冰城、苹果、AQUA，有美国公司、韩国公司、日本公司，又有来自奶茶、百货零售、手机、汽车等领域的中国公司。
“生而全球”的浪潮和“人工智能”革命，是这一代中国创业者最重要的两个“百年机遇”。
2024年，我们举办了两场千人出海峰会。第一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，当时有1000多人参加，国内去了700多人。第二场是9月份在厦门的一个高峰论坛，也有1000多人。我们和建发一起办了两场出海论坛。另外，我们还组织了11次出海考察、10次线份出海晓报告。
先分享一组数据。从2004年到2024年，20年里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35倍。从2013年到2024年的十年里，年均复合增长率81%。
中国外贸的“老三样”是指服装、家具和家电。中国的家电头部企业，已完成了全球化的布局。
海尔在海外有60家工厂，海外营收占到总营收的53%。海信在海外有18个生产基地，营收42.5%来自海外。美的在海外有22个生产基地，总营收中41.92%来自海外。TCL有12个海外生产基地，总营收中46%来自海外。
我最早去这4家企业的时间，大概都在1990年代中期。当年这一些企业都还在制造业“微笑曲线”的底端，只能靠规模、成本和企业家们的勤劳，在全球的家电行业中顽强生存。
“新三样”是指新能源汽车、光伏、动力电池。截至今年年底，在海外建厂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为106家，布局年产能为182万辆。
中国动力电池产量占到全球80%以上，其中有20家企业在海外建厂，国内现在的产量是650吉瓦时，海外规划的产能是360吉瓦时。
第三轮出海发生在2010年代的中期，“跨境电子商务”兴起。与第二次出海潮不同，跨境电子商务玩家创建了自己的品牌，并通过亚马逊、阿里巴巴速卖通、独立站等电子商务平台快速卖出。
当下发生的是第四次全球化外溢。我们在海外建设工厂，把设备、技术、人才、资本移出去。我认为，这一次中国企业出海是工业革命以来，史上顶级规模的制造业大迁徙。我们每一个人，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创造者。
日本在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阵营第二大经济体后，国内市场迅速饱和，产品出口量激增。
1970年代中期，美国把日本视为经济上最大的竞争对手，开始对日本发动贸易战。如今我们常听说的“超级301条款”，其实是当年美国人为日本企业“量身定制”的，今天被用到了中国企业身上。与此同时，为了狙击日元，1985年美国和日本签订了《广场协议》。
在此背景下，从1980年代初期到1990年代中期，日本公司开始出海。十多年后，出现了一个“影子日本”。
如今，日本在海外的法人主体有2万多家企业，海外子公司营业收入占到总公司收入的82%。海外制造占到日本制造的70%，海外净资产规模占到GDP比重的75%。这些产能、资产、能力，都发生在日本国境之外。
表面看，日本企业出海对中国来说似曾相识。两者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诱因都是国内产能饱和，行业内卷严重，外部条件也相似，都遭遇了来自美国的狙击。
第二，中国企业出海是大、中、小企业齐头并进，不仅有制成品工厂出海，还有大量工业中间件企业出海；
今年6月份，有一家叫科达的佛山企业，在非洲建成了它的第18条瓷砖线。科达做瓷砖生产线年前往非洲建厂。在过去8年里，它们在肯尼亚、加纳等国家，雇佣1万多名工人，瓷砖产量达1.5亿平方米。
今天中国企业出海的主要国家，分散于非洲、东南亚、墨西哥、中东、中北亚。由于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基础、产业体系不一样，消费需求也不一样，所以中国企业到不同的地区会种下不同的树，结出不同的果。
2019年，美国向从中国进口的橱柜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，最高税率分别是262.18%和229. 24%。那一年，金牌在泰国建了他的第一家海外工厂。到了2022年，美国启动了第二次反倾销调查，核查海外办厂企业，相关这类的产品零部件配套与原材料采购本地化比例的情况。换言之，就算把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拿到海外做组装，美国仍然要收税。
我想，特朗普再次上任后，这类调查只会更多。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在海外搞更大的产业配套，把产能、原材料、生产链、供应链等都搬出去。
于是，2023年金牌在泰国和马来西亚投资建设更大规模的生产工厂。总裁潘孝贞告诉我，今年11月他们在美国达拉斯又建了一家卫星工厂。
但是中国家居企业要到美国办工厂，几乎找不到配套资源，很难运营下去。金牌的应对策略是，把中国的人才和工厂平移到美国。
第一，把中国的技术人员、设计人员、营业销售人员，派到美国去。有趣的是，因为当地理发很贵，这些人还学会了给同伴理发。
第二，今年年初，他们在江苏泗阳建了一个5000平方米的车间，把所有能够想到的环节全部想明白，然后把它拆散，再把各部件用集装箱送到美国，最后在达拉斯组装起来。
整个过程就像文物部门异地重组古建筑一样小心谨慎，生怕美国的供应链配套不齐全。
这也侧面说明，我们要对中国的供应链、工程师和制造能力有信心。全世界最好的工人，最好的工厂，一定在中国。
当年日本人做产业转移的时候，把最好的生产线留在了日本，次一级放在了欧洲和美国，再次一级放到了中国。所以，中国在1980年代拿到的生产线，都是从欧洲、美国、甚至韩国淘汰下来的。
今天中国不一样。我们是把最先进的生产线和最好的技术搬到非洲去，搬到美国达拉斯去，这是产业的一次大规模“平移”。
潘孝贞说，他们的终极计划是在北美建五到六个卫星工厂。未来，中国企业有机会服务全球的家庭，来推动全球家居消费的升级。
我这次做出海调研，经常听到一句话：“有中国工厂的地方就有中资园区。”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有无数跨国公司在中国设厂。但是我们未曾看到任何一个专门为美国企业、欧洲企业或日本企业设立的大型产业园。
但是，中国企业正在把1990年代出现的、独具中国特色的开发区模式，搬到全球各地。据统计，中国企业在全球已经建成了120家左右的大中型产业园区。
去年7月，他陪我参观了柬埔寨的第一家中资工业园区，建于2008年的红豆，里面有100多家企业。
我参观的时候，柬埔寨刚好开通了全国第一条高速公路——“四号公路”，由中国帮助投资，从金边到西哈努克港。这条公路的两侧，过去一年半时间里，涌现了将近10个中资园区。
今天在柬埔寨这样的小国，已经有13个中资园区正在运营中，有5个已经签约在建。
这些园区“骨肉兼备、五脏俱全”，有码头、发电站、污水处理厂、货运机场、公共保税仓、综式基地、职业学校、餐厅、商场、银行、幼儿园等设施。
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在海外办厂的已经有100多家了。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海外年产能也有180多万辆，整车厂出去后一定会有零部件企业出去。截至今年年底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工厂在海外已经建了86个，都是包括电池、玻璃、压轴结构件、热管理、摄像头、座椅、空气悬架等在内的专业工厂。
我们为什么能够把成本打到低47%？得益于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，这是中国制造的巨大优势。
建发和我们合作了很多年，是一个世界500强企业。在过去很多年，它把全世界的大宗商品，钢铁、大宗粮食卖到中国。
这两年中国企业出海，建发又将其由外而内的能力，由内而外进行辐射，在信息、物流、金融、商务等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出海，成为中国企业供应链里面最重要的服务商。
它们在海外有50多个公司和办事处，在170个国家建立了业务关系，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。
比如，建发就和格林美合作。这是一家做废旧电池回收的上市公司，建发为它提供原料和产品的进出口全链服务，同时，还通过期货工具帮它做价格评议、价格管理。
今年，格林美和建发还做了一件轰动中国航运行业的事情：他们在武汉长江中游的武汉港和印尼港之间实现了“一船到底”的运输模式。
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有两大战略力量，第一叫作链主企业，他们起到“带头大哥”的作用，集成配套；第二是供应链服务商，他们整合资源，优化提效。
我今年去了一趟绍兴柯桥，那里有中国最大的纺织集散基地，叫绍兴轻纺城。我到柯桥调研时，他们给我讲了个故事：2020年，绍兴柯桥有5位企业家跑到埃及尼罗河领域种棉花、纺纱、织布、印染、成衣。
埃及有一个工业区，叫苏伊士运河工业区，从那个工业区运到非洲所有国家免关税，6天时间能到达欧洲的任何国家。
今天中国沿海的工业强市、工业强县、产业带，说到企业出海的时候会喜忧参半，喜的是有可能“腾笼换鸟”，产业能够向全球辐射，忧的是鸟飞出去，笼子里没有鸟了。
为避免产业空心化，政府和企业要进行协同作战，认真地打好这一次中国企业出海的重大战役，这些是未来五年、十年甚至十五年，中国产业一定得面临的问题，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具有中国特色。
1994年，新加坡政府帮助苏州建立新加坡工业园区，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应该是中国做得最好、最成功的工业园区之一，200多平方公里，工业产值3000多亿，非流动人口100多万，是个特别成熟的卫星城。
这两年苏州很多企业出海，苏州政府干了一件事儿：他们在新加坡租了一个1.6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，所有苏州地区到东南亚的企业，先到这一个地区共享办公、孵化、政策对接、客商对接，然后在东南亚来投资建设。
在工业革命时期，全球物流靠轮船，靠货车、火车和大卡车。船和车是全球物流最重要的两个工具和战略模型。
到2024年底，中国物流公司已经在海外建成了2500个海外仓，面积达到3000万平方米。
这十多年来，它充分的利用中国的供应链，在全中国和全球合作了1400个供应链企业，同时把全世界的很多IP，如漫威、引进，进行衍生产品研究开发，每年开发1万个SKU。
2015年，我第一次见到叶国富，我记得他跟我说，吴老师，我以后要把店开到海外去。客观来讲，当时我是不相信的。现在他在海外有近3000家店。
前两天我到他企业调研，叶国富跟我说，未来十年，名创优品要带领100个中国IP走向世界。
我们希望他能够把更多的中国 IP——从熊猫到孙悟空，放到全世界。今天我特别愿意把叶国富的这句话分享给大家，“没勇气，何来运气？”
我们如何防止中国产业的空心化？我们如何培养国际化的管理人才？怎么来适应所在国的政策和宗教？怎么来适应当地的工会制度和社区文化？如何完成派遣人员和当地员工的融合？怎么来实现核心技术的梯度化转移？如何完成供应链的培育和整合？如何规避海外公司的资金安全风险？
当这个“影子中国”出现以后，它会成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变革的一个进步的、市场化的力量。我们特别期待一个新的经济力量的诞生。
前两天做梦，梦见了母亲。母亲已经去世10多年，梦见她坐在我床前，我对她说，我要办年终秀，压力特别大。我问她能不能亲我一下，接着梦就醒了。
我找出这张照片，它在我钱包里放了十多年。这是我一周岁时，父母在上海一家照相馆给我拍的。两个多么年轻的中国青年。我让我妈亲了我一下。
因为这些外部因素都非我们所能掌控，所以2025年，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。
我今年和往年一样，还是去走访企业，算了一下，跑了60家企业，其中一大半是制造业。今年较为特殊的是，我参观了很多人工智能软件公司和硬件公司。
我还下了一次地下200米的矿井。这是今年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。30多年来，我下过3次矿井。上一次去是在10年前，下的是河南永煤的一个矿，下矿井之前，还得签一份“生命安全保障书”。
矿长带着我坐罐笼，就像坐电梯一样，下到二百米深处。到了地下，采煤场大概比我高一点，有些地方还得爬过去，很多地方有积水。
到了采煤点时，空气肮脏，到处是机械化作业，采煤机不停地运转。在那种环境里待上两三年，半数人会患上尘肺病。这就是我十年前见到的中国煤矿的景象。
最近的一次，我竟然是坐着一辆汽车，下到了地下200米。我去的这个煤矿，采煤场有7米多高，旁边是巨大的液压的钢构，采煤机已经实现无人操作。在地下二百米的空间里，到处都是传感器和摄像头，采集的数据被传输到平台上。
2024年上半年，中国的外贸表现亮眼，下半年出现一定的滑坡。2025年，中国外贸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，那就是新的地理政治学周期所带来的变革。2025年，特朗普会对中国制造出什么招，对中国外贸产生怎样的重大影响，关税究竟是加20%、60%，还是200%，我估计特朗普自己都不知道。
欧盟与我们的关系、CPTPP与我们的关系，这些外贸方面的诸多不确定性，使得2025年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需要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内需上。
刚刚过去的2024年，我们正真看到了先抑后扬的景象，特别是“9.24”新政后，都有一些非常重大的政策出台，甚至会出现了十多年未见的，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金融语言表述，即“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”
我们来看一组数据。从2010年到2024年，14年里，中国的居民储蓄年均复合增长11.2%，中国居民储蓄率为43.4%，美国4%，德国8%。
所以，增强消费信心和扩大收入利基，才是2025年我们振兴内需所面临的发展课题。
我邀请了三十多位经济学者朋友，让他们推荐2025年的优质资产。综合数据，2025年的好资产依次排名是：A股ETF、黄金、高息股、港股、保险、核心城市房地产、国债、存款、理财信托。
2025年的中国长期资金市场还是值得期待的。推荐的前四个中的三个，都与长期资金市场相关。对于核心城市的房地产，有一半的人认为可以配置。
我们期待在2025年，本轮超级投资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广泛的民生保障领域。它们包括全民医疗保障体系、保障性住房体系、义务教育体系、低收入家庭援助体系。
因为只有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完善，中国的每一位老百姓才会有信心，才愿意把钱拿出来消费。
今天全中国或许都在问一个问题，好工作在哪里？新岗位在哪里？在今天中国这样的一个商业环境中，一些正在出现的新的经济增长级和商业模式，正在创造出一些新的岗位，而很多时候人们可能没意识到。
我第一次接触直播行业是在2019年6月，第一次看到有人在一个直播间里，喊“3、2、1”，卖了1000箱牛奶。
2020年的年终秀上我说“每一个企业可能都需要一个直播间”。四年后的今天，中国主播账号超过1.8亿个，职业主播1508万人，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职业类别，比如视频创推、货物管理、平台运营、互联网营销、后期制作、教育培训等。
直播行业带动了超过1个亿的就业机会。这就是一个非常普通，甚至不算是一个行业的新增长点。
以格力为例。2014年，格力的技术人员6549人，一线人，一线倍，有1411个。
十年前和十年后，格力的用工人数就没有增加，但是技术人员翻了3倍——这就是制造业内部正在发生的人才结构的变化。
我要这个数据的时候，董明珠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线个大学生。你对直播间的年轻人说，我们格力非常需要愿意投身制造业的大学生。”董明珠今年70岁了，还在一线。
根据工信部的报告，2025年中国制造业新型人才缺口3000万人，中国2025年大学毕业生规模预计1222完人，创历史上最新的记录，真心呼吁中国的年轻人重新理解我们跟制造业的关系。
中国今天最缺的100个职业排位中，制造业有64个；在今天的上海，一个制造工厂的技师，他的收入比普通的写字楼里文职人员高37%。
第二，在中国职业学校中，本科职业学校只有51所，占全部本科院校的3.8%。但如果3.8%变成13.8%、23.8%、33.8%，将会有多少的孩子愿意到这些本科职校去，愿意进入到制造业？
所以，2025年的一个新的蓝海市场，就是改造职业教育体系，培育新型的职业教育，形成“新产业带来新岗位，新岗位带来新技能，新技能需要新教育，新教育又会产生新的需求”的正向循环。
写过《未来简史》的尤瓦尔·赫拉利今年出了本新书，叫《智人之上》，书里提出一个新名词，叫做“硅幕”，他写道：“由硅基芯片和计算机代码所组成的‘硅幕’，可能使人类分裂并分属于不同的数字帝国。”上半场我提到要“用好新工具，长出新能力”，我们应该站在“硅幕”的左边，而不是右边，我们要做“公元后”的人，而不是“公元前”的人，我们要跟上人工智能个革命时代，毕竟，机器狗都上来了。
然而年终秀前，我曾联系全国20家以上的人形机器人企业，遗憾的是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将他们的人形机器人带到这个舞台来，这是多好第一次宣传机会
不来的原因，就是怕机器人摔跤了。但我认为，一年后，人形机器人应该能来到舞台前，毕竟AI是以“周”为速度进行迭代的。《MIT的科技评论》也发明了一个词，叫做“AI原住民”，说这群人将在未来享受前所未有的个性化学习和生命体验。
MIT认为那些人是00后，是Z世代，我不同意这个观点。我认为，真正的AI原住民，是那些率先使用了AI工具的人。
义乌拥有全中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，一个县里5万个客商，一年做几千亿的生意。而我10月份去那里调研的时候，已经有1.2万义乌商人使用AI产品了。
在过去的三年半里，我走了28家标杆工厂，你能想象到的行业，包括上海污水处理厂我都去过了。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，全世界今天最先进的智能工厂大部分都在中国。中国是工业4.0时代以来，全球最激进的智能化实验场。
甚至有段时间我认为，“战争”已结束了，全世界很难再有那么先进的工厂，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投入和规模。直到今年4月份，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，我发现新的“战争”拉开了序幕。
今天我们一定要要非常清醒地认识道：在通用大模型领域里，有两部赛车，一部是中国，一部是美国。但在2025年，我们要面临的问题，不是中国何时有机会超过美国，而是我们还能不能看到到这辆赛车的尾灯。
尽管并不成熟，但它的迭代速度很快。文心一言之后，中国有超过100家企业宣布要开发自己的通用大模型，“百模大战”开始了，激烈竞争下，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，所以李彦宏那句话，我觉得讲得挺对的，他说“中国不需要100个大模型，但需要100万量级的AI原生应用。”
在这个之上，我们在2024年看到了这样的景象，有多少行业就会有多少行业大模型：
比如法律大模型、汽车大模型、气象大模型、外贸大模型、教育大模型、职教大模型、音乐大模型、财会大模型、港口大模型、能源大模型、服装、政务、家居、家电、营销、医疗、金融大模型。
而这些开发了行业大模型的企业，70%以上是这个行业里的企业。我认为今天你看到的这一些行业大模型中的90%应该都会活着，因为他们扎根在中国每一个细分产业的里面。
我认为中国最大的能力就是把1变成100，我们有最大的制造业的基础，有全世界最强的供应链基础，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，有不眠不休的在座的各位的愿意创新和冒险的企业家。这个是我们真正的能力所在。
百度沈抖还告诉我一个特别具有原创性的观察。他说一般的企业组织模型是金字塔，分为基层、中层、顶层。而当大模型被应用到一个企业中时，将再造企业的组织形态。
位于上方的决策层，借助人工智能的能力慢慢的变强大，他们获取信息的速度、效率会慢慢的快，做出决策的时间也会慢慢的短。
或许未来，一家公司，要检验它是否被人工智能所改造，就可以了解一下它的组织架构，如果依然是金字塔型的，可能还困在中，反之，当变成“公章”式的时候，变革可能就线年是中国行业大模型的元年，它将重构所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信息基础设施。
一个零碳的码头，一家零碳的餐厅，还有零碳的产品。2024年，我看到了全球第一台零碳的笔记本电脑，全球第一款零碳的耳机，第一块零碳的实木多层板，第一块零碳的瓷砖。过去陶瓷行业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污染行业。瓷砖、砖窑非常耗电，一块瓷砖怎么来实现零碳化？答案是用氨能。氨能是零排放的清洁能源、是绿能。用氨能烧瓷砖，就能够烧出一块零碳瓷砖。
此外，还有牛奶、咖啡、纸巾、文具、护肤品、茶油等。如果不关注“碳中和”领域，大概率特别难看到这些进步的、前瞻性的产业实践。
美国有特朗普的关税，欧盟有“碳关税”，任何一个区域所发生的变化，都会影响我们未来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的发展。
所以在2025年是一个恰当的时间点，中国先进的企业家们可优先考虑将碳中和、碳足迹管理作为新的战略目标之一。
过去很多年以来，在全球乃至中国商业世界里，能够让我们消费者尖叫的从来是引导者，而不是迎合者。做生意有两种做法，第一种，消费者喜欢什么就做什么，这叫迎合者；第二种，打造一款产品，告诉消费者怎么样度过一生，去哪家餐厅用餐、选择何种冰箱、空调、洗衣机等，这类便是引领者。
在过去几年的年终秀上，我们介绍过很多中国消费品企业创造的，能够让我们消费者尖叫的产品。
比如金牌家居，他们推出的一平方米健身房。房价高昂，一平方米可能价值数万元，若想在家健身怎么办？金牌家居告诉你，一平方米空间，就能放置几十个健身器材。金牌家居激发了这种需求。
家庭装修需用面板，大理石面板非常高大上，但现在有一种岩板，其硬度是大理石的三倍，价格却仅为大理石面板的十分之一，颜色还能随意选择，接缝处还能够直接进行拼接。
四川人、湖南人，一炒辣椒，味道会弥漫整个厨房和客厅。如今有了集成灶，即便炒上百个辣椒，开门时也无噪音、没有一点味道。
这就是场景，而场景背后就是一个个产品。所以，当下中国想要扩大内需，企业就必须打造出让消费者尖叫的产品。
你或许见过健身房、面板、煤气灶，但当你见到的是前所未见的健身房、面板、集成灶时，消费需求便会被激发出来。这就是创造需求。
这家门窗企业有二十多个实验室，大大小小的风力测试，有的用水喷，有的用大风吹，还有隔音检测室。过去我们以为门窗不过是简单的铝板加玻璃，而他说，他的门窗有141个零部件和260项科技专利。
我一直书写中国企业史，写下一部中国企业史时，我一定会将2024年11月14日写进书里。这是中国当代工业史的纪念碑，因为在那一天，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首次突破年度1000万辆。
但是，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传统的大型汽车企业恐怕正在冒汗。2024年，它们的日子并不好过。
它既不是传统燃油车企，也不是那些互联网出身的新势力。它的投资人是吉利，所以它是燃油企业。但是它的发展过程又完全互联网化、完全新技术化。所以它称自己是第三种成长模式。
我第一次到极氪，是在2021年的4月，到了杭州湾的工厂。去年年终秀就在那里举办。当时我看到工厂里贴着“极氪”的木板，我把木板掀起来一看，里面有两个字，“领克” 。
这是吉利为领克这个燃油车高端品牌建造的工厂，当新能源汽车浪潮来临时，吉利匆匆忙忙，把领克的工厂改造成了极氪
。我第一次试乘新能源汽车，极氪CEO安聪慧陪着我，当时那辆车还没有面市。
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，极氪首先设计完成了全世界第一个智能电动车的架构——浩瀚架构。拥有这个架构，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拥有了汽车设计的底层能力，可以在此架构上开发出数十款、数百款甚至上千款车型。
这个基础能力来自吉利和沃尔沃。同时，吉利和沃尔沃所长期积累的制造能力，为产品质量提供了保证。通过对极氪品牌的打造，今天，极氪已成为中国品牌高端纯电市场占有率第一名。2024年5月，这家企业在美国上市，也是最快上市的中国新能源车企。
2024年底，极氪、领克两个品牌的业务单元进行了整合。他们盼望在未来两年内，打造一个年产销百万级的全球领先的高端豪华新能源汽车集团。当这种整合发生的时候，规模化就会带来协同效应，在生产端、研发端和销售端，成本将降低，效率将提升。
2025年，中国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车企，面对这一轮新能源汽车的动作，将怎么样做自我革命？这是个全新的课题，在教科书上也找不到答案。所以，在一个没有对标的时代，成为标杆，才是当代中国企业的挑战和光荣。
“以旧换新”也带动了四季度的消费回暖，很多参加了“以旧换新”的家电企业，四季度业绩甚至翻番了。2025年，“以旧换新”力度会继续加大。从有关数据看，其规模大概会增加到5000亿。
但现在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消费者面对“以旧换新”的优惠政策，跑进商场后，谁来告诉他什么是“新”？
我认为2025年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变化：“家装设计师”会成为新消费的入口。
红星美凯龙的调查显示，前往红星美凯龙购买家电、家居的消费者中，无论是一次装修还是改善型装修，74%的人会考虑请一个家装设计师。
这些原本只在工业领域里面出现的名词、系统和应用，比如“智能家庭管理系统”“家庭能源管理系统”“家庭数据资产管理系统”，2025年以后会集体、系统化地进入到每一个愿意为消费买单，愿意为美好生活买单的中产阶级家庭。
今年全国举办了414场马拉松，参跑人次近1000万人。江苏举办了35场，浙江有26场，山东26场，广州26场，湖北22场，河北21场，辽宁19场，新疆18场。厦门是全中国最早举办马拉松的城市之一。厦马有一个数据，叫做 “1：16”，也就是投入1块钱办马拉松，能拉动16块钱的经济产出。
办一场马拉松，两万人从外地来，这两万人可能还要再带动两万人。他们来了以后就要消费，产生住宿、购物、旅行等等各种各样的消费乘数效应。
我专门到上海去做过一次调研。上海九江路有一栋楼叫做“亚洲大厦”， 1990年代建的楼，有21层高。
你难以想象，在这座非常普通的办公楼里，有19个小剧场，15个演艺公司，每年要举办2000场音乐剧、话剧、舞蹈剧。
小剧场正在再造传统的商业空间。今天，上海第一百花大楼里面有19个小剧场，上海大世界里有10个小剧场，上海世茂广场里面有12个小剧场。
2025年，在中国的核心城市，这种小型化的音乐剧、话剧、脱口秀、舞蹈剧，对传统空间的改造会变得很频繁，这些空间可能是购物中心，也可能是像亚洲大厦这样的传统的办公大楼。这种改造是文化繁荣一个很重要的模式创新。
今年，很多人可能还看到了一些以前学地理时都没有学过的地名，比如天水、布尔津、隰县、榕江县、哀牢山、平潭等等。
我觉得“十”可能是一个可以休止的数字，十年也是一个可以休止的旅程，我们的人生会不断改换跑道，一直在变化自己的旅途。
我觉得是时候来告别年终秀这样的形式，换一种方式和大家继续相处，继续我的职业。
这十年里，我其实做了很多“荒唐”的事情，做了很多有始无终的事情，做了很多自以为有能力做但完全做不到的事情。我记得2020年做了一场直播，卷着袖子就往上冲，帮人家卖奶粉。蒙牛当年把最好的奶粉给我卖，我非常努力地卖，帮他们卖掉了15罐。
我觉得我所经受的这些翻车、屈辱、打击，被人逼到墙角，可能都是我作为一个财经作家，在我职业生涯中的意外。但也因为这一些遭遇，我更能够体会在座各位从事商业的不容易，我是你们的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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